最近在考试周，对时间的认知是“考试”->“图书馆”->“下一门考试”的非线性状态。下周就能回家，但那个日期现在看来还像长跑的终点线一样遥远。

哥本哈根的游记等我写完了一次贴过来。谁知道picasa的照片怎么外链吗？blogbus上传图片的功能太不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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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精神的封闭——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失败，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

[美国]艾伦·布卢姆 著 Allan Bloom

战旭英 译 冯克利 校

译林出版社2007年10月1版1印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

By Allan Bloom

Simon & Schuster Inc. 1987

献给我的学生

导言：我们的美德

艾伦·布卢姆

大学教授绝对有把握的一件事是：几乎每一个进入大学的学生都相信，或自称他们相信，真理是相对的。倘若测试一下这个信念的真伪，你不难预期学生的反应：他们并不理解它的含义。如果你说，任何人都不应把它视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这会让他大为惊讶，就像要求他对2+2=4提出质疑一样。这是你从未反思过的事情。学生的背景千差万别，此乃美国的国情使然。有人信教，有人信无神论；有人倾向于左派，有人倾向于右派；有人想当科学家，有人想成为人文学者、专业人士或商人；有人穷，有人富。把他们统一在一起的只有相对主义和他们对平等的忠诚。这两者在一种道德意图中相互关联。真理的相对性不是一种理论观点，而是一种道德要求，是自由社会存在的条件，至少他们这样认为的。他们早就形成了这种思维模式，它已经成了美国自由社会的传统基石——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的现代替代品。学生把这视为一个道德问题，这可以他们受到诘问时对问题的回答中看出，它混杂着不信任和愤慨：“你是个绝对主义者吧？”他们知道的唯一的另一种回答是——但口气不变——“你是个君主主义者吧？”或“你居然相信有女巫？”后面的问题会让人义愤填膺，因为相信有女巫的人很有可能是个政治迫害者或宗教判官。他们被教会了要对绝对主义带来的危险加以警惕，但这种危险不是谬误，而是不宽容。相对主义是开放的必要条件；这是一种美德，也是我们的基础教育五十多年来不断灌输的唯一美德。开放性——当它面对各种的主张、各种生活方式和各种人时，相对主义使它成了貌似有理的唯一态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见解。真诚的信徒是真正的危险。历史和文化研究告诉我们，过去的整个世界都很疯狂；人们总是自以为一贯正确，于是才产生了战争、迫害、奴役、仇外、种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关键不在于纠正错误，做到真正正确，而在于不要认为自己完全正确。

当然，学生们不能替自己的看法进行辩解。他们一向就是这样被灌输的。他们顶多能够罗列出所有现成的观点和文化，然后说，不管是我还是别的什么人，有什么权利对它们说三道四？如果我搬出一些旨在反驳他们、促使他们思考的老套话，诸如：“如果你是驻印度的英国行政长官，你会让受自己管辖的当地人在亡夫的葬礼上烧死遗孀吗？”他们要么一声不吭，要么会说，英国人本来就不该到那种地方去嘛。这不是因为他们对外国或自己的国家很了解。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的宗旨不是让他们成为学者，而是为他们提供一种美德——开放。

每一种教育体制都有它所要达成的道德目标，这影响着它的课程设置。它要培养特定类型的人。这种意图大体上很明确，而且大体上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但是即使那些中性的课程，例如阅读、写作和算术，也会对受教育者的眼光有一定影响。有些国家的目标是培养虔诚的人，有些国家是要培养好战的人，还有些国家是要培养勤劳的人。政体一向十分重要，它需要与它的基本原则相符的公民。贵族政治需要绅士，寡头政治需要崇尚和追逐金钱的人，而民主教育需要的是热爱平等的人。民主教育，不管它承认与否，需要培养一批喜欢民主、了解民主、性格有利于民主的男男女女。纵观我们共和国的历史，关于哪一种类型的人最适合我们的政体的观点显然一直在变。最初的楷模是理性勤勉之人，他诚信守法，忠于家庭（他自己的家庭——后因衰败而被称为核心家庭）。最重要的事情是，他得了解权利教义；了解体现这种教义的宪法；了解美国的历史，它讲述并颂扬了一个国家的创立，这个国家“孕育于自由，致力于实现人人生来平等的信念”。要强烈信奉《独立宣言》——它措辞得体，诉诸每个人的理性——的文字和精神实质，这就是培养民主人的教育目标。这种教育所要求的事情，跟传统社会需要的信仰类型迥然不同，在传统社会里，神话、激情、严明的纪委、权威和大家庭培养出的本能的、绝对的、甚至是狂热的爱国主义，它不同于美国所要求的那种基于思考的、理性冷静的甚至是出于自利的忠诚——它不是对祖国的忠诚，而是对政府形式及其理性原则的忠诚。这是一项全新的政治试验，由此也产生了一种新式教育。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 这种教育从培养民主人演化成了培养民主人格。

人们对于做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中很容易看到以上两种教育的明显差别。老看法是，人们通过承认和接受人的自然权利，建立了统一和共性的基础。自然权利给人们带来共同利益，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弟兄，沐浴在自然权利的阳光之下，阶级、种族、宗教、族裔或文化就会消失或变得模糊不清。移民必须把旧世界的主张抛到脑后，转向一种很容易获得的新型教育。这未必意味着抛弃旧的日常习惯或信仰，但它意味着服从新的原则。结果出现了天性同质化的趋势，即使不能把它称为必然。

近年来的开放教育摈弃了上述一切。它不关注自然权利或我们政体的历史起源，人们现在认为，这是一种有着根本缺陷的落后政体。开放型的教育是进步的、是向前看的。它不要求基本的一致，也不要求放弃新旧信念去支持自然信念。它向各色人等、各类生活方式、所有的意识形态敞开大门。除了对一切都不开放的人以外，它没有敌人。但是，如果没有公共利益的共同目标或观念，社会契约还能存在吗？

从自由主义思想刚一出现时起，就有一种向着消除歧视的自由发展的趋势。霍布斯和洛克，以及追随他们的美国缔造者，试图缓和极端信仰，尤其是那些能引起内乱的宗教信仰。各派成员都必须服从法律，忠于宪政；只要他们做到这些，外人就只能让他们各行其是，不管他们的信仰多么令人讨厌。为使这种安排奏效，必须做出自觉的——即使不是公开的——努力弱化宗教信仰，办法之一便是把它转移到与认识领域相反的意见领域——这也是在认识论上做出巨大努力的结果。但是***的权利属于知识领域，不能把这种权利也当作意见看。在这件事上不可以削弱信念的力量，恰恰相反，在民主国家，权利领域是道德激情的竞技场。

只有让各种主张同道德和政治知识相契合，才有可能扩大无需遵守社会和政治法则的活动空间。人们贪图随心所欲过日子的自由，这种欲望因现代民主思想的这个方面而变本加厉。最后好像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充分的自由只有在不存在这种道德和政治知识时才有可能获得。削弱压迫者最有效的办法是让他们相信自己对善一无所知。激进的民主理论引起的激情专横跋扈，最后也交受到限制。人世间没有绝对之物；但自由是绝对的。结果便是，为自由辩护的论证消失了，同时所有的信念也开始变得软弱，而起初这应该仅限于宗教信仰。

从权利转向开放的渐进运动是显而易见的。譬如，霍姆斯大法官正式宣布，他不再追求一种用以判定民主社会哪些言论或行为不可容忍的准则，而要代之以一种不确定的、没有实际意义的标准——显见的现实危险。这种准则的意图无非是把维持公共秩序作为唯一的共同利益。他的观点背后隐藏着一种乐观主义的进步观：民主原则的彻底衰败和重返野蛮状态是不可能的；孤立无援的真理在观念的大卖场上总能凯歌高奏。建国者们并没有这样的乐观态度，他们坚信必须不断重新检讨民主政府的原则，向它虚心求教，即使得到结果对于某些观点来说过于严酷；有些结果尚可容忍，但并不可敬，有些则完全属于被禁之列。按他们的思路，对不宽容不应当给予宽容。除非能够证明存在着显见的现实危险，不应限制人们的任何自由表达——这种观点在林肯那里就行不通，因为他坚持认为平等的原则不能妥协，它不取决于人民的德育或选举，而是他们能够参与选举的大前提，在黑奴问题上不能奉行人民主权论，即使它能让我们避免血腥内战这一显见的现实危险。

然而，开放思想最终战胜了自然权利，这部分是凭借理论批判，部分是因为对自然最后限制的政治反叛。公民教育不再以立国原则为核心，而是转向以历史和社会科学为基础的开放思想。甚至出现了一种普遍趋势，它诋毁立国原则，试图证明起点就有毛病，以便允许对新事物有更大的开放性。在比尔德的马克思主义中露端倪的东西，到了卡尔·贝克尔的历史主义那儿便已成了常规。立国之父被人指责为种族主义者、印第安人的谋杀者和阶级利益的附庸，我们在听到这些话时已经见怪不怪了。我上大学时曾经问过我的第一位历史学教授，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他给我们描绘的乔治·华盛顿是否会造成让我们鄙视自己政体的后果。“根本不会”，他说，“这不取决于个人，而是取决于我们拥有良好的民主价值观。”我答道：“可是你刚才还告诉我们，华盛顿只是在利用这些价值观促进弗吉尼亚财主的利益。”这让他很恼火，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他满足于一种高尚的信念：民主价值观是历史运动的一部分，不需要他进行说明或辩解。他可以怀着一种道德信念继续从事自己的历史研究——他的研究将导致更大的开放，从而导致更多的民主。我们刚刚领教过法西斯主义的教训和民主的脆弱，但这对他没有丝毫影响。

没有自然权利的自由主义——我们知道它来自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约翰·杜威——教导我们，我们面临的唯一危险，就是对新兴事物、新鲜事物和进步现象视而不见。何必去关注那些基本原则或促使人们据之生活的平等呢？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公民教育被忽略了。自由主义的这种变化使我们对文化相对主义以及价值与事实的分离——它有可能进一步推进前一种观点，赋予它更大的精神威力——做好了准备。

历史和社会科学被用来克服偏见，采用的方式应有尽有。我们不应该有“民族中心论”的观点，这是一个从人类学搬来的术语，它使我们对开放的意义有了更多的理解。我们不应该认为自己的做法比别人高明。这样说的主要意图不是想让学生了解彼时彼地发生的事情，而是想让他们明白，他们的选择只是一时一地的偶然事件。他们的信仰不会让他们有资格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民族集体。罗尔斯科就是这种趋势的应声虫，他为了说服别人而写下的东西蔚为大观，他提出一种政体方案，促请人们不要蔑视任何人。他在《正义论》中写道，物理学家或诗人不可轻看一生蝇营狗苟或从事轻薄、下贱活动的人。他确实应该受到尊重，因为别人的尊重不同于自尊，它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所以，一视同仁是一条道德律令，因为它与歧视相对立。这种蠢话意味着，不应当让人们去寻找人类的本然这实中，就算找到了也不应当加以推崇，因为这种发现也伴随着对恶和相应的鄙视态度的发现。

这种道德变化的根源是，美国社会的男男女女有着形形色色的民族、宗教和种族背景，间有许多人因为属于这些群体而受到恶劣的对待。富兰克林·罗斯福宣称，我们需要一个“不忽略任何人的社会”。自然权利是我们政体中的固有内容，完全适合于解决这个问题，只要这些局外人为自己坚持要求这些权利就成（也就是说，他们通过坚持这些权利而成为局内人），但这仍不能满足那些影响我们教育的思想家，因为投票权和其他政治权利不会自动带来社会承认。法律的平等保护并不能使犹太人、意大利后裔或黑人免遭轻视和仇恨。

对这一问题的反应，首先表现为拒斥这样的观点：外来者必须放弃自己的“文化”个性，使自己成为享受自然权利的普遍而抽象的存在，不然他就只能生存在社会的边缘；其次是对多数人把一种“文化”生活强加过宪法并不关心的民族而感到愤怒。开放的目的便是给这些“群体”或“少数”提供一个可敬的位置把它从那些不值得给予这种尊重的人那里夺回来；削弱占统治地位的多数人（近来他们被越来越多地称为“优势派”，这个说法的风行表明了社会学在解释族群意识上取得了一定成功）的优越感。占统治地位的多数人赋予国家一种优势文化，包括他们的传统、文化、品位、了解和监督语言使用的特殊权利以及他们的新教信仰。20世纪美国政治思想和社会科学的很多知识机构的成立，都是以诋毁这个多数为宗旨。它们把立国原则视为障碍，并且试图推翻我们的另一种政治遗产——多数原则，鼓吹一个由遵循自己的信仰和意愿的少数派和族群组成的国家。具体说来，知识界的少数派期望提高自身地位，把自己视为其他所有人的卫士和代言人。

立国之本中尊重少数的意图被如此颠倒，真是令人惊愕。美国的缔造者认为，少数一般来说不是好事，他们跟宗派差不多，是不顾公益的怎么团体。与早先的政治思想家不同，他们对压制宗派、通过教育形成统一的、同质性的公民社会不抱希望，所以他们建立了一种精巧的机制，包容宗派但让他们相互抵消，使人们能够追求共同的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仍然是他们头脑中的指导思想，虽然它是通过包容宗派实现的，不像古典政治思想那样直接。这些建国者希望让国民的多数关心基本权利，这样可以防止多数用自己的权力去践踏这些基本权利。然而，在20世纪的社会科学中，共同利益已不知去向，对少数的否定性意见也随之消失了。为了保护少数，连“多数”——现在被理解为私利——这个概念也被取消了。这打破了宪政思想中多数与少数之间的奥妙平衡。在这种看不见公益的视野里，少数不成其为问题，保护它们便成为政府的核心职能。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可以在——举例来说——罗伯特·达尔的《民主理论的前言》中清楚地看到。比起那些不太热心的人，真正热心的个人或群体，应当为他们的“热情”或“担当”——这是代替了理性的新的政治理由——而得到特殊的关注和权利。建国之父希望减少和阻止狂热，达尔却给予鼓励。

这种少数论对于所有的人，无论他是反动分子还是进步分子，对于20世纪20和30年代那些仍然不接受宪法强加的政治解决方案的人，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反动分子不喜欢看到阶级特权和宗教体制受压制。出于不同的原因，他们根本不能接受平等的观念。南方人非常清楚，宪法的核心是对于平等的道德信仰，所以它谴责对黑人的隔离制度。宪法不仅是一套统治规则，而且有着在整个合众国实现一种道德秩序的内涵。南方的作家和史学家对美国人看待自身历史的观点一向有着强大的影响，这一点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他们相当成功地把自己的“独特风俗”描绘成一种受到宪法蔑视的、具有迷人的多样性和个性的文化的一部分。他们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方式做出合乎现代的辩解，恰好需要开放的理想和消除民族中心论，以免受到那些要求与固守家园者享有平等权利的外来者的侵扰。南方人对所谓宪法无效的浪漫描述，以及他们对“大众社会”的敌视——它充斥着技术、金钱至上的生活方式和怎么的个人，这使有机共同体受到了破坏——对各种政治色彩的不满都有吸引力。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所宣扬的意识形态，与过去为保护南方的习俗受宪法权利和联邦政府落实这种权利的权力的威胁而提出的意识形态如出一辙。这是左派和右派为反对所谓“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民主而结成的古老联盟。

20世纪20和30年代的进步派不赞成宪法保护私人财产以及它对多数意志及人们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所做的限制。对他们而言，平等走得还不够远。斯大林主义者也发现，把民主定义为开放性对他们有好处。美国宪法和苏联的理论与实践完全是南辕北辙。但是，如果民主意味着无限制的开放，对其他文化的尊重不允许根据自然权利对苏联的现实进行教条主义的指责，那么他们的生活方式说不定哪天就会变成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仍记得上小学时用过的历史教科书，光洁的精美纸张印着一些新图片，展示令人向往的集体农庄，那里的农民一起工作和生活，没有利润动机。（孩子们不懂得这些问题，但他们很容易接受宣传。）这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但是我们并不了解它，仅仅是根据我们的文化偏见对它做出反应。

认为美国很褊狭的性冒险家玛格丽特·米德等人对我们说，我们不仅必须了解其他文化，学会尊重它们，而且能够从中获益匪浅。我们可以追随它们，放松自己，从我们的禁忌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约束的观点中解脱出来。我们可以到文化集市上逛逛，给受到清教负罪感压抑的个人偏好找到增援。所有这些导师们，对《独立宣言》和宪法要么不感兴趣，要么积极地予以反对。

民权运动为这种思想变化提供了极好的例子。运动之初，几乎所有的重要领袖，不管他们的策略和性情有何差别，都依靠《独立宣言》和宪法。不但能够谴责白人极端不公，而且能指责他们自己最神圣的宗旨。黑人是要求平等的真正美国人，这种平等是根据自然和政治权利而属于作为人的他们。这种态度暗含着对自然权利原则及其在宪政传统中的基本效用的坚定信念，这种传统虽然受到玷污，但长远的趋势仍是使那些原则和到落实。因此，他们通过国会和总统，尤其是司法系统，为实现这些原则而努力。相比之下，取代了传统的民权运动的“黑人权力”运动——除了虽然过分但可以理解的对自尊的强调和拒绝通过乞求获得承认之外——的核心观点是，宪政传统一直是腐败的，是为保护奴隶制而设立的。它要求的是黑人的身份认同，而不是普遍权利。重要的不是权利，而是权利。它坚持黑人应作为黑人，而不是单纯作为人得到尊重。

然而，宪法并没有允诺尊重黑人、白人、黄种人、天主教徒、新教徒或犹太人。它所保证的是对于个人权利给予保护。可是对于今天占多数的美国人来说，这已经证明是远远不够的。

这种状况给美国青年的教育造成的后果是，他们对美国历史和那些一向被视为美国英雄的历史人物了解更少了。这是他们带进大学的跟他们的生活有关的少数知识之一。但是除了学到一些有关其他民族和文化的零散事实以及一些社会科学套话之外，他们缺少任何系统的知识。这没有多少意义，一方面是因为没有人关心要想把另一些地方和时代的精神传达给年轻人时需要做些什么，另一方面是因为学生看不到这跟他们未来的生活和情感有什么关系。在受这种教育灌输的年轻人中间，渴望全面了解中国、罗马或犹太人的人如同凤毛麟角。

恰恰相反。人们对这些事漠不关心，因为相对主义泯灭了教育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原动力。美国年轻人对外国的了解和兴趣越来越少。过去还有很多学生真正了解并热爱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因为他们梦想去那里生活，认为学习它们的语言和文字会使自己的生活更有趣。这样的学生几乎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顶多是那些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问题感兴趣，想帮助他们实现现代化的学生，当然，他们对这些国家的古老文化也给予充分的尊重。这不是在向别人学习，而是一种屈尊，一种伪装的新帝国主义。这种是“和平队”的精神，它不是鼓励学习，而是一种世俗版的施恩。

实际上，开放导致了美国的固步自封——美国之外的世界呈现出单调的多样性，它顶多让人了解到价值是相对的，而我们这里创造着我们想要的各种生活方式。我们的开放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别人。可见，大肆张扬的大开放其实是大封闭。再也没有人希望其他地方和其他时代还存在着能够提示生活真谛的伟大智者——除了少数仅存的年轻人还在从权威那里寻求捷径。马基雅维利尽力从每天的忙碌中抽出几个小时，“穿上堂皇气派的服装，进入古人的殿堂与他们对话”，这种真实的历史感已经死了。

所有那些推行新式教程的人都跟这种历史感无关。他们看重的是鼓吹不同的生活方式，却毫不关心它们的真实内容。当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相互猜疑、相互仇视时，那未必是美国最美好的时光，但他们至少能严肃对待自己的信仰，他们努力获得的多少令人满意的生活状态，不是漠视自己心灵的结果。实际上，今天的美国青年只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意识，即存在着多种文化；以及从这种意识中产生的甜美道德观：大家应该和睦相处，何必争来争去。在1980年伊朗危机期间，一位人质的母亲很好地表达我们当今的教育原则。她不顾自己国家的政府明确表达的要在那个星期营救人质的意志，到伊朗去恳求释放她的儿子。她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母亲有救自己儿子的权利，也有学习新文化的权利。这是两项基本权利，她这次旅行使她一箭双雕。

实际上，在四十年前的美国也许更容易面对文化差异的问题。我读大学时，有个年轻的密西西比人，随弗吉尼亚大学辩论队来访期间在我的宿舍暂住了几天。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一个聪明的、受过教育的南方人。他给我解释了黑人的下贱，为种族隔离辩护，认为这一切只是独特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他是个活泼可爱、让人着迷、健康的年轻人。但是他让我害怕，因为我仍然是个种族中心论者。我把自己的北方人信念看作普遍信念。“人各有命”这种哲理尚未完全得势。幸运的是，后来出现的美国文化的同质化使我们得以避免不愉快的对抗。现在，只有那些显然病态的下层人持有我这位年轻来访者的种族主义观点。南方人帮助革新了我们的文化理念，可是他们竭力保护的南方文化却消失了。

让年轻人思想开放的方法之一是让大学开设非西方文化的课程。很多讲授这类课程的人都是真正的学者，热爱自己研究的领域，但是，有许多可学和应当学的东西，却无人提出要求，也没有人提出增设哲学和宗教课的要求，所以我总是从上述要求中看到一种蛊惑人心的意图。要让学生认识到，世界上还有别的思维方式，西方人的方式并不优越。这再一次说明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课。这种要求是建立一个世界共同体并培训其成员——没有偏见的人——的努力的一部分。但是假如学生对任何非西方文明的精神真的有所了解（他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会发现，每一种文化都是民族中心论的。它们都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最好，别人的低劣。希罗多德告诉我们，波斯人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与他们毗邻的民族次之，与这些民族毗邻的又次之，同心圆离波斯中心越远，价值就越低。这就是民族中心论的定义。类似的现象无所不在，就像母子乱伦的禁令一样。

只有在西方国家，也就是在受希腊哲学影响的国家，存在着对按自己的方式认定善表示怀疑的某种意愿。人们应该从研究非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偏爱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相信它是优于其他生活方式的最佳生活方式，是一种基本的、甚至自己的现象——这恰恰与要求学生学习其他文化的初衷相悖。我们实际做的事情就是在实践着一种西方的偏见——我们用它来悄悄表明自己文化的优越——并且毁掉了证明其他文化合理性的证据。对异域文化进行科学研究几乎是西方独有的现象，从源头上说，它显然跟寻求新的、更好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或者至少希望证明我们的文化是一种较好的方式，而其他的文化都没有感到有这样做的需要。如果我们打算向其他文化学习，我们就必须怀疑从事这种科学研究是不是一个好念头。逻辑上的一致性要求主张开放的教授尊重他们在各地发现的民族中心论或封闭性，然而他们在抨击民族中心论时，实际上却在断言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科学理解力的优越性，也没有意识到不承认这种优越性的另一些文化的低级，同时又在拒绝赞成这种优越性的任何主张。他们对自己科学的优点既肯定又否定。他们面对的问题类似于帕斯卡在理性与神启的斗争中面对的问题，但缺少迫使他放弃科学转向信仰的思想妥协。

非西方文化的封闭性或民族中心论的理由十分清楚。为了保护自己，人必须热爱并忠实于自己的家庭和民族。只有当他们认为自己的东西很好，他们才能对它心满意足。父亲喜欢自己的孩子肯定胜过喜欢别的孩子，公民热爱自己的祖国也一定超过热爱别人的国家。这就是神话存在的原因——为这些归属感提供正当理由。人需要为自己找个位置，需要给自己定位的意见，那些强调根基重要性的人强烈地表达着这种愿望。与外来者和睦相处的问题，不如成为内部人，拥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来得重要，有时甚至相互冲突。跟个人或民族的健康不相容才是极大的褊狭，而大开放的思想难免会让文化解体。把至善与一己之善牢牢地绑在一起，拒绝承认它们之间有差异，以及对一个民族有着特殊意义的宇宙观，这似乎构成了文化的前提。这才是让大学生学习西方文化的真正结果，它使学生重新热爱自己的文化，远离使他们丧失文化归属感的科学。在这件事上，科学像是对文化的威胁，是一种动摇根基的危险诱惑。简言之，把他们置于这种境地的，正是那些无力指导他们的教师。必须从别处寻求帮助。

就我们所知，最先谈到民族中心论问题的是希腊哲学家。对至善和本性、自然和习俗、正义和法律的区分，是这一思想运动的标志。他们把善同人类全部自然潜能的实现联系在一起，并且知道掌握这种实现方法民族少之又少。他们对善持开放态度。他们必须用不属于自己的善作为判断一己之善的标准。这是一桩危险的事业，因为它会削弱对一己之善的忠诚，从而也会削弱他们的民族，招致家人、朋友和同胞的愤怒。求善与忠诚之间的对立，给人生带来难以消解的紧张。但是，对至善的认识和对拥有它的渴望，却是教化人类的无价之宝。

这是我们所理解的开放中包含的合理动机，当然它也有其他许多不太合理的动机。人若想成为完全的人，他不能只满足于自己的文化给予的东西，这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通过洞穴影像和把我们描绘成洞穴囚徒所要表达的意思。文化就是洞穴。他没有建议人们走向其他文化以克服洞穴的局限。自然本性应该成为我们判断自己生活和其他民族生活的标准。最重要的人文学科是哲学而非历史学或人类学，原因便在这里。完全是由于一种教条主义观念——它认为思想受文化制约，不存在什么自然本性——才使我们的教育者确信，摆脱我们的时代和环境限制的不二法门，就是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根据希腊人的理解，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作用仅在于探寻过去和其他民族为发现自然本性做出的贡献。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要对不同的民族及其风俗进行检验并超越他们，就像苏格拉底对待个人一样。这些科学家比他们的研究对象站得高，因为他们在别人拒绝看到问题的地方看到了问题，并致力于寻求解决的办法。他们希望获得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能力。

这种观点，尤其是为找到评价标准而认识自然本性的需要，令人遗憾地被我们的人文学科丢弃了，无论它们喜欢与否，这解释了我前面指出的那些困境和矛盾。它们居然想采用为使我们摆脱文化而发明出来的工具把我们塑造成文化人。开放曾经是使我们能够运用理性去寻求善的美德，现在却意味着接受一切，否认理性的力量。毫无节制、不加思索地追求开放，无视开放作为一种自然目标所固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使开放变得毫无意义。文化相对主义同时摧毁了一己之善和至善。西方最典型的特征是科学，具体而言，是被理解为追求认识自然从而贬抑风俗——即文化，或被理解为文化的西方——的科学，它提倡运用理性这一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独特能力去认识作为人的每一个人都能认识的东西。科学力求理解人类处境的最新尝试——文化相对主义、历史主义和事实与价值之分——是科学的自杀。文化，其实就是封闭性，成了至高无上的主宰。我们是在教导人们向着封闭性开放。

文化相对主义成功摧毁了西方的普世主张或知识帝国主义的主张，不过是把它作为另一种文化丢在一边。于是文化共和国里也出现了平等。但是不幸得很，西方的特色就是它需要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或价值观辩护，它需要发现自然，它需要哲学和科学。这是它的文化天命。它，西方社会就会崩溃。美国这个国家是追求符合自然的美好生活所取得的登峰造极的成就。它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治结构，是因为它运用自然权利的理性原则去塑造一个民族，从而把一己之善与至善统一起来。或者换个角度说，这里建立的政体允许理性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不是不加区别地给予一切事情自由，而只是给予理性。它是使其他自由具有正当性的本质自由，只有以它为基础，并且为了它，许多越轨行为才可以容忍。否认理性特权的开放切断了维持这种政体的机制不断运转的源流。这种政体与所有对立的主张截然相反，是为克服民族中心论而建立的，它全然不是社会科学的新发现。

有必要强调，学生从他们的学习中获得的教训根本就不对头。历史学和文化研究并没有教导或证明价值观和文化是相对的。恰恰相反，它只是如今被我们带入这种研究的一个哲学前提。它未经证明就被武断地肯定，这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先根据它去解释历史和文化，然后又说证明了这个前提。无论如何，不同的时代和地方有着不同的善恶观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这些善恶观没有真伪之分、高下之别。说它做出了这样的证明，说像说大学里七嘴八舌的聊天会证明了真理并不存在一样荒唐。面对这个事实，不同的观点似乎更能孰真孰假或孰对孰错的问题，而不是把这个问题一笔勾销。自然的反应是尽力解决分歧，检验每一种观点的主张和理由。

只有那种不顾历史、不讲人性的信念，即人们持有某种意见毫无缘由，才会阻止人们开展这种令人兴奋的活动。个人和民族总是认为自己有理，可以说，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最重要的责任就是阐明和检验这些理由。人们一向知道，存在着很多相互矛盾的有关善的观点，对持有这些观点的民族也有各种看法。希罗多德至少和我们一样清楚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但他认为这种现象在要求他进行全面的探索，摸清各种文化的优劣，发现自己能够从它们的优劣中学到什么。而现代相对主义者却要用这种现象来证明，探索是行不通的，我们对所有的文化都得毕恭毕敬。于是，学生和我们这些局外人被剥夺了发现文化多样性的原始快乐，即奥德塞的本能冲动，据但丁说，他周游世界是为了看清人们的善与恶。历史学和人类学不能提供答案，但它们能够提供据以做出判断的材料。

我很清楚，人们在对异族做出判断时往往带有偏见，避免偏见正是教育的宗旨之一。但是，企图通过废除理性的权威去防止偏见，无异于让能够纠正偏见的手段失效。真正的开放是与求知欲为伴的，因此也是与对无知的觉悟为伴的。否认认识善恶的可能性，是对真正的开放的压制。恰当的历史态度会让人对历史主义（认为一切思想都受到时代的根本限制、不可能超越时代的观点）产生怀疑，只把它视为当代史学的一个特点。历史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其实是一种手段，它阻止人们检验自己的偏见，提出诸如人能否做到真正平等或平等观是否只是一种民主偏见的问题。

有人也许会怀疑，我们的历史学和人类学智慧可能只是19世纪初那种浪漫主义困境改头换面的版本，而且更加混乱；当时这种浪漫主义困境咄咄逼人，富于悲剧色彩，它使人们产生对远古和充满异国情调的新大陆的渴望，并创造出了满足这种渴望的艺术。有人认为，作为科学的继承人，我们的知识远多于其他时代和其他地方那些抱有违反科学的偏见和幻想的人，但他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比我们快乐。这种困境在质朴艺术和伤感艺术的差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列维-施特劳斯是我这一假设的不情愿的证人。他凭借一种半生不熟的卢梭主义，认为能够从这样一个时刻找到最美好的文化：那时人们脱离了自然状态，一起生活在简朴的共同体里，既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也没有“自爱”的爆发。提出这种观点是需要科学的，而科学又需要腐败的发达社会。科学本身就是“自爱”的变型表现之一，即喜欢不平等。所以这种观点同时也带来了对科学的抱怨。但是，只有当我们确信自己知道的太多，而且这是依靠了科学时，这种困境才会如此令人寝食难安。我们也许愿意放弃这种确信，去检验一下那些更快乐的人的信仰，看看他们是否明白一些不为我们所知的事情。说不定荷马的天赋不像席勒以为的那样素朴。如果我们不再对自己的知识沾沾自喜，让它以谦卑的面貌出现，我们的讨论就会在新的维度上展开。然后我们就可以迈向两个方向之一：放弃科学，或是重构理论生活，这两者都有可能产生自我满足的幸福。浪漫主义姿态就是不去面对这些伪装为英雄壮举的极端做法。我们在科学和文化之间游来荡去，便是这种姿态提供的琐碎的副产品。

因此，开放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冷漠的开放，它受到双重意图的推动：贬抑自己的知识自豪感；使自己成为想成为的任何人——既然我们不想成为求知者。另一种开放则鼓励我们探索知识和确定性，历史和各种文化为此提供了有待审察的各种辉煌范例。这种开放激励着探索的欲望，它使每一个严肃的学生生气勃勃，兴致盎然——“我要搞清楚什么对我是好的，什么能让我幸福”，而前一种开放则阻滞了这种欲望。

如今人们所理解的开放，是对任何强大事物的屈从，或是对世俗成功的崇拜，同时又摆出一副讲原则的样子。这是历史主义为消除人们对历史的抵触而施展的诡计，在今天，当舆论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时，它便意味着舆论。我经常听到，废除学习外语、哲学和科学的规定被誉为开放性的进步。前述两种开放在这件事上是针锋相对的。对求知开放，要求人们学习一些必须知道的事情，这些事情多数人都不愿意费心学习，或是看上去枯燥乏味，与己无关。甚至理性的人生也经常失去感召力；无用的知识，也就是说，对就业没有明显用处的知识，学生在选择课程时连看都不看。这必然会让坚守人文学术的大学看起来既封闭又僵化。如果开放意味着“随波逐流”，那么大学也只能顺应现状。这种现状不让人们对阻碍它的原则向前推进的大量事情表示怀疑，因此，对这种现状的无条件开放，意味着忘记在它之外还有一些受到蔑视的选择，还有一些使我们意识到它有可疑之处的知识。真正的开放指的是把那些让我们安于现状的迷惑拒之门外。

当我还是康奈尔大学的青年教师时，曾就教育问题跟一位心理学教授有过一番辩论。他说，他的职责就是去除学生的偏见，他像打保龄球一样把它们打倒。于是我开始犯嘀咕了，他拿什么东西来取代这些偏见？他对偏见的对立面是什么好像没有多少想法。他让我想起一个小男孩，他在我四岁那年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根本就没有圣诞老人，他希望我沐浴在真理的灿烂阳光之中。这位教授是否清楚这些偏见对于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去除这些偏见会造成什么效果？他是否相信存在着一些真理，能像他们的偏见一样指导他们的人生？他可曾考虑过如何让学生们爱真理，以便寻求没有偏见的信仰？不然的话，他说不定会让他们变得消极、郁闷、冷漠，只服从他这样的权威，或顶多是当代最优秀思想的权威。向我透露没有圣诞老人的那个孩子，只是在炫耀自己，是想表明他比我高明。他没有为了供人批驳而编造一个圣诞老人。想想我们从人们的圣诞老人信仰中学到的关于世界的一切吧，想想我们从相信圣诞老人的人们那里学到的关于心灵的一切吧。相比之下，仅在方法论上把诸神和英雄投射在洞穴岩壁上的影子从想象的心灵中抹去，并不能促进人们对心灵的认识，这只会抽掉其精髓，削弱其力量。

为了回应那位心理学教授，我试图亲自教给学生一些偏见，因为他的做法现在已经大获全胜，学生们甚至在没有任何信念以前，就学会了怀疑一切信念。缺了我这号人，他也许会无事可干的。笛卡尔在系统地提出激进的怀疑观点之前，心里装着一个大千世界，里边有各种古老的信念、前科学的体验和有关事物秩序的表述，他坚定地甚至是痴迷地持有这些信念。人们为了能够享受解放的惊喜，必须先体验真正的信仰。所以， 我提议进行劳动分工，我先在园子里帮着种花，再由他割掉它们。

偏见，强烈的偏见，是有关事物存在方式的观感。它们是对万物秩序的预见，因此，通向认识整体的道路要途经有关整体的谬见。不错，谬见是我们的敌人，但它也指向真理，所以值得我们恭敬以待。从一开始就毫无偏见的头脑是空洞的，它只能一种方法塑造出来，即意识不到辨别偏见之为偏见是何等困难。苏格拉底通过毕生不懈的努力之后，才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而现在每个高中生都懂得这个道理。为何事情竟变得如此简单？如何解释我们惊人的进步？莫非我们的体验已被各种伎俩——开放是其中最新的一种——搞得十分贫乏，已经没有什么坚定的东西足以抵抗批判，所以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真能让我们体会无知的世界？我们是否过分简化了灵魂，以致它不再难以解释了？在教条的怀疑主义看来，自然本身，虽有千姿百态的表现，可能也是一种偏见。我们用一张灰蒙蒙的批判概念之网罩住了它，这张网是为了解释自然现象而发明的，但它也能扼杀它们，摧毁其存在的理由。也许，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让这些现象复苏，这样我们也能重新拥有一个世界，我们可以向它提出我们的问题，能够进行哲学思考。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教育面对的挑战。

 -------- Part I ---------

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背起背包游欧洲，行前兴奋地整晚没睡着。四点多爬起来赶往机场，米兰一直下雨，日出前的夜里，气温接近零度，路灯周围弥漫着一圈湿润的暖色光晕。

算错了早班地铁的时间，很是慌乱了一把，好歹赶上机场大巴，在车上看到亚平宁的日出——离开了城区，便是大片的原野上橘色朝霞映衬下树的黑色剪影。同样的太阳，这个时候应该正在照耀着午后的北京城吧。

十点钟左右飞机降落在布拉格机场，天阴有雾，好在没有雨。不过这样阴沉沉的天气后来伴随了我们的整个行程，从布拉格到布达佩斯。运气实在不算好。然而换个角度想，在深秋厚厚的云朵下走遍东欧的大街小巷，倒也和这片土地的历史基调很搭。阳光明媚的天气，还是更加衬普罗旺斯或者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地方。

去旅馆放下行李，先吃饭。循着导游手册找到一家捷克餐馆，点了这里的特产dumpling和烤牛肉。Dumpling按字面意思应该是饺子，但实际上是类似馒头片儿的食物，配上特制酱汁风味很是独特。同行的人点了啤酒，捷克啤酒也是享有盛名。

餐馆内部像一个酒窖

Dumpling和烤牛肉，酱汁味道很好

在街上走的时候云朵散开，露出蓝蓝的天，可惜好天气并没有持续太久。

路牌

橱窗里各式各样的酒

青石路，红房子，安静的布拉格。

之后大家向市中心的老城广场进发，城市不大，不一会儿就到了。这里有我叫不出名字的教堂塔楼，我叫不出名字的雕像和我来之前才叫得出名字的天文钟。和米兰教堂广场一样，空地上有咖啡厅的露天座位，还有米兰没有的马车。

第一眼的布拉格广场

天文钟

如果早点知道这里是卡夫卡当年上小学时天天要经过的路，我一定会看得更仔细些。

每到整点报时的时候，天文钟表盘上面的两扇小窗会打开，有做工精美的人像雕塑转着圈儿向外张望。钟塔下总会聚集一大堆游客。天色很晚，所以虽然手中有单反，还是很可耻地照糊了。

暮色四合，此时的布拉格十分有风情，广场中央的青铜雕像在晚霞中勾勒出孤独的剪影。

夜色升起来了。这张照片自己极其满意，于是到处贴～

上天文钟的钟塔俯瞰布拉格市景，在教堂门口看到这样的标志：

"for weddings only”，我们去布拉格结婚吧……

在钟塔上。

像一幅画。

房子和街道。

广场上的咖啡座。

下了钟塔之后，走过广场旁的小巷，墙上贴满了各种海报，博物馆，画廊，音乐会。布拉格果然是适合小资风雅的城市呐。

我喜欢这样暖色的灯光和暗蓝的天空。

下一站是查理大桥。去得晚了，错过了桥上卖各种有趣商品的的小贩，和拉提琴的流浪艺人。

路过的店里卖傻呼呼的捷克木偶。木偶之外波希米亚水晶也是捷克特产，可惜后者太贵，所以没有仔细看。

查理大桥。夜里游客已经稀疏。因为雾气，石板是湿润的。

回到旅馆的路上，沿着伏尔塔瓦河走了走，夜晚的雾越来越浓，十几步外不辨人影。

米兰没有这样安静的夜。错开旅伴们，一个人慢慢地走，不想被打扰。

河对岸雾气里的某座建筑，似乎是个博物馆？

照片中是我，拍摄技巧很糟糕，所以不是我拍的。

--------- Part II ----------

在布拉格一共呆了三天，不过第二天基本都在换旅馆和跑火车站买票中度过。彼此的行程和意愿协调起来很是费了一番功夫，好在没有太影响心情。

不过说来，旅行真的是最能揭露各人性格和观察大伙儿是不是相处得来的有效途径。日本有个说法，许多新婚夫妇蜜月归来，就在东京成田机场分手，因为蜜月旅行里发现对方让人不堪忍受。这个故事的教育意义在于，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和另一半是不是真的适合，就去旅行吧。

扯远了。这个和我无甚关系。想说的其实是，投缘的朋友和异乡的景色一样难得。

Wish you were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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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塔瓦河贯穿布拉格的市中心，所以有意无意总会走到河边。天气依旧阴沉，河畔落了一地金黄的叶子，很有深秋的萧瑟意味。

河面上有一只鸟儿飞过。

有人在查理桥畔演奏手风琴，或者是波希米亚传统音乐。虽然有明显的商业气息，但并不显得突兀。大约是由于布拉格城市本身的气质如此。莫扎特曾在这里居住，他的许多作品诞生于这座城市里。

路上有不少人兜售教堂里古典音乐会的门票，觉得这个多少有点刻意，没有去。

查理大桥上有好多小贩卖各种有趣的纪念品。不过最有趣的还是这个。

他很害羞呀，看我拍照就躲开了。

这张很好玩，受难的圣徒和大大咧咧的水鸟。

第二天的主要战绩就是购物了。我们通过查理大桥一路爬山走上城堡，结果发现售票处下午四点就早早关门。不过城堡外面一圈的小店也的确很值得逛，只恨钱包不够鼓。

好漂亮的波希米亚水晶（其实就是玻璃啦），比什么swarovsky美多了，但是也好贵。

这家店叫做Manufaktura，一行人都没忍住给它贡献了不少银子。门口橱窗里那只鸟会飞的喔。

这是引起各界人士广泛反响的一张照片。那个鼹鼠手套我拿起来放下拿起来放下反复若干次……同行的Chris同学用他浓重的伦敦腔评价我:"You are obsessed to it."

me: "Yes!!!!!!!!!!!!"

然后Chris同学很囧地默默地走掉了。

不过最后还是没有买，价钱换成人民币要好几百块，舍不得呐。可是回来好几天了，一直惦记到现在……

干脆立志等以后tg了让gg买给我好了。

爬到山顶城堡门口，看了看风景就下来了。路上有老爷爷拉小提琴，琴声围绕着夜色慢慢降临的布拉格，俯瞰全城的红色屋顶，这真是美好的时刻。

城堡门口。刚入夜的时候可以捕捉到这样神奇的色彩。

这一天的旅程就此告终。他们打算晚饭后去犹太人区看纪念馆和公墓，我先回旅馆休息。

回去的路上，布拉格的地铁站。

 --------- Part III ----------

第三天，去了布拉格城堡和两个博物馆。

布拉格的博物馆好多，可惜同行者都不怎么感兴趣，不好单独行动，只能作罢。

留个遗憾，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去。

路过但是没来得及进去的博物馆之一。

去之前先在旅馆附近的咖啡馆吃了早餐，这家咖啡馆据说很有名，是卡夫卡经常光临的地方，爱因斯坦也来过——不过卡夫卡不是个喜欢躲在自家地下室的宅男么？

咖啡馆内景。很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有人聊天、看报纸、下国际象棋。色调暖暖的。

我在欧洲喝到的最好的卡布基诺，配苏打水，很专业的样子。

不过这个评价似乎对以咖啡出名的意大利不公平，因为我在意大利只喝自动售卖机里两毛五一杯的卡布基诺……

之后再次爬上小山坡，终于顺利到达城堡。学生票价只要125CZK，折合人民币40块钱，严重表扬一个，比布达佩斯可厚道多了。

城堡有重重院落。第一重是教堂，依旧是高大的彩色玻璃窗，不太懂西方美术史，看上去觉得和米兰Duomo大教堂差不多。这样的玻璃窗是外界自然光进入宏大昏暗的教堂内部空间的唯一途径，烘托气氛效果十分好。第一个想出这主意的人一定是个天才。

耶稣在光里，我们在黑暗里。

可我只是想要这样的驻足和对望。不需要悲悯的爱，审判的烈火和纯洁的伊甸园。我来自大陆的另一端，那里人们有自己的传说，神祗和爱人。

Chandelier，枝形吊灯。红宝书里的词汇，难得我现在还记得。

教堂的顶很高，要仰着头脖子发酸才能看到。

栏杆的细节，类似盾牌的形状，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含义？

白银质地的祭器，有悬在空中的天使。

游客不那么拥挤的时候教堂显得很空旷。

之后进入王宫，大部分区域不允许拍照。倒也没有想象中的富丽堂皇，论到物质享受，怕是没有太多人能和古代中国贵族比肩。

半旧的木地板很有历史感，当年这里应该走过王子公主，现在有游客小朋友在地上爬。看到我的相机（或者是我的亚洲面孔？）小朋友很好奇地盯着我傻乐儿。

不能拍房间里，就往窗外拍好了。很满意的一张照片，只可惜布拉格不是晴天。

走过王宫后进入黄金小巷，这条巷子得名于此地当年的黄金加工业，现在则是卖各种工艺品的小店。房子很小，门也很袖珍，颜色十分卡通。仿佛童话世界。

22号是卡夫卡故居，现在是一家书店。

这样彩色的窗和暖融融的灯光，应该是在圣诞夜，外面在飘雪，房子里有壁炉、烤鹅和幸福的一家人，而街上走着赤脚的卖火柴女孩或者流浪的公主。

窗里。后来后悔了很多次没有买的木头老鼠。

小巷的尽头是一个塔楼。走下狭窄的石头台阶，是中世纪关押犯人的监狱。展览着让人毛骨悚然的刑具，石头墙壁的狭小空间，有更加狭小的窗可以看到外面，比密不透风更让人绝望。

中世纪不是浪漫的时代……

几乎到了城堡最高点。卫兵应该已经很习惯游客的镜头了吧……

城堡的尽头有一个小小的葡萄园，专们用来酿造王宫里的葡萄酒。站在这里俯瞰布拉格市区角度不错。只是这个时候天空又开始下起小雨。

原路返回，在城堡入口处的喷泉里投下硬币许愿。

之后前往卡夫卡博物馆，就在伏尔塔瓦河畔。河水很清澈，河里有白天鹅和丑小鸭一起快乐地生活着。

博物馆门口有这么一座雕塑，看得我们乐得直不起腰。

请注意观察，塑像的腰臀部是可以转动的，动起来更加富有喜剧效果。另外水池底部是用碎石子拼出来的捷克地图形状。

要是现代艺术都这么尖酸刻薄又有趣就好了XD

卡夫卡博物馆内部不允许拍照，很是遗憾。对了，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很值得逛，以后去的同学不要错过哦。

博物馆里有不少卡夫卡童年照片、著作手稿以及私人通信等藏品，想看八卦的话料很足。

环境设计很用心，黑白灰的色调，塑料和金属质地带来工业社会的气息。展览按照卡夫卡一生的时间顺序安排，每一段有德语和英语的开场白简介。后面还有每本著作的专题——相当珍贵的手稿和捷克语初版的书籍等等。《城堡》那个专题里，两面都是镜子的走廊尽头是一个纯白的房间，墙上有灰色的映像，是一个披着斗篷的模糊人影在一片雪原上无止息地前行。录像极其契合我对小说的印象，很是精彩。

（话说如果我以后投身这一行，能弄出这样水平的作品来，也就不枉了……）

第一个展厅里有捷克近代历史的录像，镜头划过坦克，广场，欢呼和哭泣的人群，明明是不那么久的历史，却因为黑白色调和粗糙的画面颗粒平添了许多距离感。捷克的近代史让这个国家平添了不少悲情气息，相比享乐主义的意大利，这样的悲情多少让我觉得亲切。不过也许他们对此根本不以为然。

各自有各自的故事罢。

从卡夫卡博物馆出来天色又暗下去。冬天的时候太阳总落得很早。我们赶往市中心的共产主义博物馆。

这里倒没有我想象的有趣，售票处卖的明信片都是拿共产主义开涮的笑话，而且尖酸太过，创意不足。后一点尤其不能原谅。

简单的文字展板加上实物的陈列。刚看过精彩的卡夫卡博物馆，这个就显得十分平淡。文字描述里对共产主义的仇恨显而易见，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对近百年来的伤痕难以释怀。然而，过于强烈的情感倾向，无论是哪一种，都会影响叙述本身。于是让我觉得无趣了。

拐角处有个房间里放映一些历史录像，有苏军坦克进城和天鹅绒革命的实景镜头，算是比较有看头的史料。看到当时捷克电视台里新闻播报“广大不明真相的学生在一小撮居心叵测的人的煽动之下……”的熟悉台词，不禁乐起来。另一个方向上，学生被警察殴打的镜头、流血的镜头、哭泣的镜头，配上悲伤又温柔的歌手吟唱，也是极其熟悉的桥段。话说我记得天鹅绒革命是没有暴力的吧？

既然都是propaganda，也就没那么大差别了，最多只是技巧的差异而已。

我只是觉得累。

录像里学生冲过马路的片段。

整个展览里印象最深的是这张照片，那个女人的表情。

无论如何，年轻、激情和梦想，都是筹码，让我们有勇气相信这个世界仍然有美好的可能。

出门的时候突然反应过来，右转看到的那个布拉格中心广场就是叫做Jan Palach的学生烧死自己向苏联政府抗议的地点，后来年年人们聚集在这里纪念。

你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会想到些什么。

可是，我不确定的是，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种崇高的理想，让人宁可献出生命也决不后悔？

（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后悔过）

而且，死亡最大的残忍之处在于，即使这个世界从此阳光明媚，有些人的生活中会永远横亘着巨大的墓碑。这未免太不公平。

有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加重要，哪怕只是卑微地活着，活着本身有时候需要比死亡更大的勇气。

并且这个世界上伟大的事物杀死的人已经足够多，不是么？

我是一个虚无的不坚定的后现代主义者，在找到自我精神救赎之前，这样的人，怕是会被诅咒要下地狱的。

我在想，如果那个是我的爱人，我一定会告诉他，请活下来，为了爱你和你爱的人，这样滥俗的理由。

就算理论的困境无处解脱，想明白这一点也就差不多了吧。

摄于纪念品商店。许多这样的小东西记录着这座城市的记忆和伤痕。

Scar borrow fair.

最后晚上远远地望了一眼已经关门的犹太人博物馆，之后登上开往布达佩斯的夜车。

伏尔塔瓦河，很典型的欧洲景色。照片里有水鸟在暗色的天空下飞过。

三天的布拉格之行结束。

--------- Part IX ---------

布拉格到布达佩斯的火车八个小时，卧铺票的价钱和来回两张机票差不多贵。条件不错，一个包厢六张铺位，和国内硬卧车厢类似，但床铺更舒服一些，包厢门可以上锁，还有窗帘。之前在穷游网上看到不少对夜车的抱怨，还很是担心了一阵子，现在看来我的要求不高，适应能力不错，于是对以后一个人背包游欧洲的计划又多了几分信心。

经过一番折腾，上午十点多钟的时候到了布达佩斯市中心，又是一个阴沉沉的天，深秋或初冬的落寞风景诉说着历史上这个城市的辉煌。

多瑙河畔的铜像。

等车时候转身看到的青铜雕像，市区里这样的雕像随处可见，不知道代表的是什么故事。底座上放着花圈，系着匈牙利国旗色彩的缎带。

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格局很相似，也是城市中间横贯着一条河，河上有座著名的桥，河的一侧高地上有城堡——不过所谓的布达佩斯城堡只有个名字，那篇区域遍布着许多博物馆，还有教堂和渔夫堡。后者是布达佩斯最有名的地方。

Chain Bridge，链子桥。

晚上要漂亮得多。

爬上城堡区的山顶看多瑙河。

正午时刻，天空涌起密云。

白色的渔夫堡。晴天看一定更漂亮。

石头的质地。

奥匈帝国的符号是青铜的骑士和鹰。

爬坡累了，吃匈牙利小点心休息一下。

在山坡上看到一只鸟儿，抓起某种坚果飞得高高的然后把果子丢下来。原来在书上看到说有聪明的鸟会用这种方法砸开果壳，好在我们同行的人中没有光头，不必担心被当成石头砸个包。

估计是怕果子被别的鸟儿抢走或者眼神儿不好找不到，它丢下果子的同时也放松翅膀做自由落体，临到地面一人高的时候又突然飞起来，堪比航空展的特技飞行，我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

又是教堂，开始审美疲劳啦。

谁能看出这张照片的玄机？

路边随拍。

你们小时候玩过吗？

没想到这里也有。

从城堡区下来，再爬一次山，山顶有雕像，不清楚名字是什么。

天很快又黑了。

吃饭途中路过李斯特广场，由于天在下雨没有拍照片。

去了河畔的Basilica，“长方形的教堂”。

最后是布达佩斯夜景。觉得比布拉格更美，可惜没有时间再上山俯瞰全城。

本来还想去英雄广场，由于雨下大了只能作罢。

乘末班巴士去机场，在大理石桌子上睡了一觉，早班飞机回到米兰，上午居然难得地见到阳光。

还是喜欢布拉格更多，不过这一行并没有给布达佩斯足够的时间，这样的评价未免有点不公平。

留下许多遗憾，希望以后还来得及弥补。但欧洲美好的地方这么多，我怎么走得过来。

不知道如果有下一次的话，再来这里是什么样的光景。就像我前几天从手机里翻出旧照片，是2007年11月8日的未名湖。那一天风很大，阳光很好。我准备申请材料累得头痛欲裂，去湖边散心。那个时候怎么能想到，整整一年后的这一天我会站在渔夫堡的高处俯瞰多瑙河。

所以干脆不去想。生活中充满如此多的未知和期待，也是一种幸福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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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裕棻：独语

不过是几年前一个冬天的黄昏稍晚，当日黄昏短暂，匆匆下过小城那一年的第一场大雪。那是一座年年冰封五个月的小城，可是年年没有人确实做好心理准备，因此第一场雪总是措手不及，如此仓皇进入冬天已成惯例。 

那个黄昏我必须走上一座斜坡旁听一堂关于尼采的课，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晚的主题是愤怒。我在松厚的新雪上赶路，薄暮中整排坡道的路灯突然亮起，直达斜坡之顶。四下无人无声，新降的雪色如同完美的和弦那样至情至性掩人耳目，使人不辨方位，如果没有这排金花也似的路灯，恐怕我当晚难以坚持意志走上那片斜坡。 

我不记得那晚我们讲了尼采什么，我反而记得那个老师身着苔绿色的大毛衣，整个人绿茸茸仿佛刚刚步出春天的温室。那绿色的感觉如此奇特，以致于日后只要想起尼采的愤怒，我就直觉那样的愤怒一定是那样微妙的绿色。然而如果当天黄昏稍早我没有循着路灯坚持走上斜坡，那么稍晚那段关于愤怒之绿的莫名记忆将彻底从生命中错过。 

这是一段无足轻重的小事，人生四处充满了如此难言的片段。下课后我走同样的斜坡回家，夜色又冷又沉压得雪成了冰，举步艰难。我行经稀疏的松树林，莫名其妙心生恐惧，我害怕人生如同暗夜行路，初始循着光亮往上前行，记取一些无法言喻的玄妙经验，然后再往下徐行，这光怪陆离的一切旋即抛在脑后，无法重来。 

结果，因为当时的恐惧太过清晰，我将一切记得清清楚楚，几年之后那个黄昏成了我研究所生活最明确的隐喻。说穿了，就是学习行路以及独处。 

二十几岁时人生的课题相当复杂，既要迅速累积也要适时放手。出国念博士像一场赌局，必须把在台湾的一切放下，拿自己坚持的理想和孤注一掷的青春跟人生对赌，要是成了，也许有个未来；要是失败了，到了三十岁仍一无所有。那几年里我不置可否地谈了几次不算深刻的恋爱，如今想起来，那些感情掺杂于垂云四布的学业主题之中显得微不足道、黯淡而且左支右绌，对于爱情以及它的能量和蕴藏我无心也无力深究，因为手中的筹码有限，而时间如沙子一般从指缝中溜走，从早到晚坐在桌边，书怎么念都念不完，我真怕空手而回。 

研究生的日子一不小心就会过分简单，起床，早餐，读书，午餐，读书，晚餐，洗澡，读书，写论文，焦虑，睡觉，焦虑。间或穿插图书馆，超市，咖啡屋。除了上课之外，一个研究生完全不需要开口说话，没有课的时候，没有事就没有话。日子简单得像一条倾斜的线，往内心软弱的方向滑去。 

出国念书的研究生岁月尤其孤独，周身的社会网络既不深刻也不固定，生活和心灵的锚完全系乎学业，别无所求。由于这种成败未卜的生活使人极度专心、焦虑和敏感，不论原来的个性如何，研究生很容易变得喜怒无常或者长期抑郁。长久以往，生命里其他的人便逐渐遭到驱逐，因为在一个满脑子只有抽像事物的人眼中看来，身边实质存在的个体都太过密实而无法超越，难以理解，毕竟，有页码的书比不透明的人容易多了，念书尚且来不及，哪儿有时间处理人呢。 

那是一段奇异的岁月，独处是理所当然，恐惧又如影随形，人生之中重大的烦忧都是抽像的思考和缥缈的未来，如此活在浩邈学海里，只有一言难尽的忧郁，一切固实的事物都化于空中，虽然日子依旧持续春去秋来，可是因为从来没有明确的起点和结束，记忆中开始独处的那一天已经过去许久，未来总是尚未发生，人则是活在一点一点的片刻里，与过往熟悉的秩序脱节。人像是偏离轨道的小星体，不知不觉就独自走上了一条偏僻的路径，两旁的风景越来越陌生，诸事俱寂。这样走上一阵子，就再也没办法回头进入原有的秩序，再也不能习惯喧闹和群体。 

最后，一种奇特的孤独会环绕着你，你从未如此深切感到自我的存在，因为他人都不再重要，你只剩下自己。 

那个城里每年都会传说类似这样的事：冬天里，小城开始下雪后，每一栋建筑都开了暖气。有个研究生许多天没去上课，老师以为她退选，同学以为她休学。一个月过去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也没有人在意。后来，某一栋学生公寓的学生抱怨，他们那层楼的温度特别低，可是某一户的窗子没关严。彻查之后发现，这位不去上学的研究生在她房里早就死了，因为窗子始终开着，气温非常低，她躺在床上一个月，结了霜，变成了浅蓝色。 

有过只身留学经验的人大概能约略明白，这个传说的恐怖之处不在于死亡的状态，而在于这个传说之后隐含的既渺小又巨大的孤独。一个人脱离了所属的社会关系，在异乡又生不了根，身边也容不下任何人，房门一关，整个世界排拒在外。 

其实这样的孤单过几年也就习惯了，其中自有一种爱弥丽迪更森（ Emily Dickinson）式的静美，习惯之后，骚动不安的灵魂能够从这种惟心的孤独中得到非比寻常的安歇。 

然而一旦毕了业，学位拿到了，回到台湾，生命中多年悬挂的难关终于渡过，又立刻面临另一场动荡。这个生命历程的转变本质相当特殊而且唐突，在社会位置而言，是从边缘位置回到结构内部，从异文化的疏离回到熟悉的自文化，从无所是适进入生产行列，从一无所有变成“知识精英”。换句话说，几乎是一夕之间从穷学生变成教授，昨天还是个惴惴不安的研究生，今天突然成了高等教育的一份子。离开台湾时，还是个年轻的孩子，七年之间丝毫不觉得自己曾经沧海桑田，直到回到台湾才发现，七年原来是这样翻天覆地的长度，有这样一去不回的意义。 

我仿佛是镜花缘里的人物，意外地游了龙宫，回到世上，打开宝盒，光阴的无限意涵在那一刻全部显现，在瞬间如电光一闪，荏苒百年。于是，一个人突然从理所当然单身的研究生转为莫名其妙单身的中产阶级。我还觉得单身生活真是再自然不过了，周边的眼光却不这样看我，我才恍然明白，社会位置换了，期待当然也换了，我才刚刚完成一个阶段任务，又得尽力符合社会的下一个要求。 

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我才忽然体会原来这是一种含表演性质的职业，这个事实引起的莫大焦虑和沮丧更甚于研究所生涯。一个早上的课足以将人气力耗尽，下午声音哑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从一个冷凝的极端荡到另一个热烈的极端，两个极端之间的承续关系不大，背反的关系多些。 

这种转变从外在环境上而言不太明显。人一直留在校园里，改变的冲击不至于难以承受。只是，留学的七八年里，我的人生经验是不断往内探求的过程，仿佛藉由知识将自己压缩成一个密度极大但是体积极小的黑洞；教书却是反向进行，教学伦理要求人像太阳一样发光放热，这个职业需要在短时间之内与大量的人互动，需要不停说话、沟通、解释、不厌其烦的表演、宽容并且随时充满热诚，同时必须具有将抽像的事物转化为简单语词的能力，种种的职业特性与研究生生涯恰恰相反，从前的生活可以任性地拒人于千里之外，教书却是从对人的基本热爱与关切开始，必须做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回国教书之后的某一个春天，寒假刚过，校园里的杜鹃明媚灿烂。早上八点钟我在办公室里收到一封分手的电子邮件，才想起我已经因为疲倦而和他渐行渐远。我想我应该痛哭一场或者立刻回信说点什么，或者，我也可以打越洋电话过去自我辩护或大吵一架。可是钟声响了，马上就得上课了，五十个学生正等着我告诉他们未来与希望。我感到胸口梗着一块东西难以吞咽，呼吸急促，窗外阳光刺眼，它的温暖非常嘲讽，它若是更亮一点我的眼泪就要掉了。 

我去上了课，尽量做到妙语如珠，并且该讲的笑话都讲了，我想我看起来还是充满热诚以及宽容。几小时慢慢儿撑过去，我感到心子里有个密实的东西隐隐发热，也许是过去的自己正缓慢疼痛，一切都难以挽回，而且该做的事这样多，明明是黑洞却要装成太阳，我没有多余的气力再去关心另一个人。终于下课的时候，头疼欲裂，我在盥洗室的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左颊一道粉笔灰像不在场的眼泪。我没在讲台上垮掉，我也没有回信或打电话，因为我累坏了，而且嗓子也哑了。 

那天中午我在春阳曝晒中回家，鸟语花香，我极度疲累简直要融化在路边。有那么一刻，我宁愿回到雪地的黄昏里行路。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单身，我想，如果情势使得每段感情都分手了结，一个人自然就单身了，非常简单.

一切的变化来得迅速且干脆，是富有壮烈和阳刚气息的美感。然而在抱着书走出图书馆，或者骑车路过某个转角的瞬间，看到一片叶子打着旋缓缓落地，边缘已经枯黄，叶片中间还残存着隐隐的青色，是这样的秋天里措手不及的温柔。

据说银杏树只生长在中国北方。这里没有。唯一的一片叶子被放在我的校友卡的塑封套里，躺在钱包夹层中。是上一季留下来的了，早已经干枯失水，碰触的时候要很小心，随时有可能碎掉。

这里路边多见的是梧桐，手掌形状的大大的叶子，落在地上是暗黄或深红的颜色，树的背后也没有蓝丝绒一样明亮的天空。米兰虽然在地中海边不远，但并不因阳光著名，秋冬季节的色调大都是暗沉的，早上起来赶车去学校，头顶往往有厚厚的云，路边停靠的车身上有前夜水汽凝结成的雾，行人大多围着长围巾，穿黑色风衣，有时手里捧着杯子，空气中弥散意式浓缩咖啡淡淡的苦味。如果要叙述对欧洲大陆的想象，这应当是具体而细致的场景。不，不应当有苍白的画面感，事实正相反，学校旁的车站墙上总会有色彩艳丽的层层叠叠的海报，对面建筑的色调也总是明快，还有墙背后高高的不知名的树，深红的叶子落在铁轨间浓郁的绿色草地上。我是说，总有些东西是不同的。下午四点的阳光和阴影里，我看到的一切像一幅安静的油画。可是回忆闪回中，穿过银杏树枝桠也掠过耳边的呼啸的风，裹挟的是只属于那个园子的张扬的美感。是的，它们的确是不同的。

坐在车里听轮子和铁轨的撞击声，轰隆轰隆，看窗外发呆，适合怀念。天色渐晚，亚平宁的暮色湮没在远处的楼群和近处的树或灌木丛里，城市里慵懒的鸽子飞起飞落。不知道以后哪一天，我会用怎样的姿态怀念这个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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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早起去学校泡图书馆，到了校园里看到大片大片穿黑袍子的人，勉强辨认墙上的海报知道是毕业典礼。意大利人就是拖拉，毕业都可以从七月拖到九月。私下觉得他们的学士袍没有北大的好看，不过有些金发mm头上戴着橄榄枝花环，倒有几分独特的欧式风情。和在北大一样，好多家长亲友也挤在人群中，相机咔嚓咔嚓地响。

白种人的脸和亚洲面孔差了许多，但兴奋的神情却异常相似，一下激起我的怀旧情结，园子里盛夏的气味都清晰起来。不过还是有区别，这里的毕业气氛更像一个盛大的party，不如北大那么煽情。我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脑海里回放毕业典礼上的《燕园情》，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还有林毅夫说，只要世界上还有人在贫穷，就是我们在贫穷，这是我们的胸怀，也是我们北大人的庄严承诺。诸如此类的少年意气，这里是没有的。欧洲是个生活气息浓厚的地方，亚平宁半岛更把这种享乐主义发挥到了极致。曾经和queenie讨论，陀氏笔下“俄罗斯民族的悲天悯人”另一个极端就是意大利式近乎奢靡的艺术气息。没有孰对孰错——“庄严承诺”的宏大叙述让人找到和世界的关联，而对现世生活的关注有助于和“概念”拉开适当的安全距离，避免对年轻人而言危险并且常见的自以为是。

在图书馆恶补毫无基础的会计和公司财务，一直到饿得心神不定。心理斗争了一下，决定抵制学校食堂的pizza，坐车回宿舍，去超市买菜做饭。一个人在厨房，各种工具原材料堆了一大桌。其实一个人的饭很难做，但总不愿意凑合，觉得孤身在外，吃到家乡味道的菜是重要的慰藉了。留学生活大抵如此，虽然欧洲资本主义世界各种好，但总有些对我重要的东西不会在。

吃饭时偶遇同班的中国MM，她说昨天去意大利朋友家玩，房子在市中心，据说大因扎吉就住在那朋友家楼上。在米兰真是天天都有奇遇。

房间外面露台所见的景色。整栋楼是弧形的，几乎是半个圆。很有趣。楼下是个小广场。在米兰，随便一小块空地就可以叫piazza（广场），和天安门广场可不是一个概念。城市里道路也很窄，仿佛几百上千年的历史堆积在这里，把空间都占光了。 

刚下过雨，天蓝得很可爱。蓝天下有同样可爱的小红房子，阳台上和房顶都有茂盛的花花草草。郊区这样的房子很多，到了市中心，就挤满了大理石材质的古旧楼房，不知道已经在那里站了几百年。

这一片似乎是新开发不久的住宅区。崭新的居民楼后面还有一大片田地。荒草丛生，小路蜿蜒到林子深处，雨后的积水还没有干，走路要很小心。

林子尽头是一个奶牛场。鲜奶一个欧元一升，比超市便宜几毛钱。住在周围生活不算宽裕的人会来这里买牛奶。奶牛棚就在旁边，和中国乡村似乎也没有什么差别。

(Hey, ciao! Parla italiano?)

绕回来的路上看到涂鸦。Baby Ti Amo, E Tu?

昨天在这条路上走去超市，一辆飞驰而过的轿车后座上金发小女孩从车窗探出头来，兴奋地和我们打招呼。这是个很有人情味儿的地方，生活气息很浓——米兰不是只有大教堂，斯卡拉，时装周或者足球的。我过的很好，你们不要担心：）